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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西法:说说张之洞与慈禧的异见

原标题:采用西法:说说张之洞与慈禧的异见

张之洞的《劝学篇》发表于戊戌变法时的1898年4月。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“中体西用”,即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。这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指导思想与政治原则,不仅当时就受到顽固守旧的慈禧太后的青睐,而且也是百年后一些国人拒绝世界先进文化的历史传承。

在张之洞笔下,“西法”也称“西学”,而“西学”是分为“西政”与“西艺”的,“学校、地理、度支、赋税、武备、律例、劝工、通商,西政也”;“算、绘、矿、医、声、光、化、电,西艺也。”(《张之洞全集》第12册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8年,页9740)用今天的话说,张之洞的“西政”大体属于管理方式,“西艺”主要是指科学技术。其实,改革开放之初,我们也并不反对引进西方的资金、技术和管理方式的。

张之洞虽然也曾认为:“知外不知中,谓之失心;知中不知外,谓之聋瞽。”(同上书,页9745)然而,有一条红线是不能逾越的,那就是西方的文明与制度,如议院、宪政……是决不能与闻与学习的。他的宗旨很明确,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再落后、再腐朽,也要为体、为本、为主;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再先进、再文明,也只能为用、为末、为辅。虽然他明知“西艺非要,西政为要”(同上书,页9705),也知道“大抵救时之计,谋国之方,政尤急于艺。”(同上书,页9740)这些只是方法论,只是学习的先后顺序,目的不过“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、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”(同上书,页9725),在他内心深处,并非真的让中国就此步入世界文明大道,正如其幕僚辜鸿铭所言,张之洞作《劝学篇》,“其意以为非效西法、图富强,无以保中国;无以保中国,即无以保名教。”(《张文襄幕府纪闻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1995年,页18)由此可见,张之洞并非什么维新派或开放派,他与守旧派与锁国派的区别,只在于引进西方技术层面至多包括管理层面的东西来发展自己,从而“保大清”、“保名教”而已。这与西方撞开清廷大门之初魏源提出的“师夷长技”并没有本质区别,这也是洋务派的基本特征。

几年之后,愚昧颟顸的慈禧太后竟然利用“刀枪不入”的义和团,联匪为兵、朝野一体,攻击使馆、焚烧教堂,拆毁铁路、破坏电杆,甚至直接向各国列强宣战。(《清史编年》第12卷,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0年,页195)然而,当人数不多的八国联军打来时,不仅帝都北京被攻陷,东北全境也被俄国侵占,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惶惶若丧家之犬,一路颠沛流离,餐风宿露,逃到西安。逃亡途中,慈禧太后为保住最后的权力与脸面,一方面屈辱地接受了列强的城下之盟,指使李鸿章签署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,且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屈辱宣言——“量中华之物力,结与国之欢心”(同上书,页241);另一方面,她又以其傀儡——光绪皇帝的名义,下达了实施新政的谕旨(同上书,页239),似乎向世界宣布,中国的维新变法开始了!

这份于1900年十二月初十(1901年1月29日)颁布的上谕,阐述了学习西法的必要性,不仅提出了“浑融中外之迹”,“参酌中西政要”(同上书,页239)的要求,而且批评了以往学习西法的弊端。上谕指出,“至近之学西法者,语言文字,制造器械而已。此西艺之皮毛,而非西政之本源也。”“舍其本源而不学,学其皮毛而又不精,天下安得富强耶!”(同上)应当指出的是,谕旨的要求较之张之洞“中体西用”的主张,似乎体现了某种进步,这似乎让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感到了某种新意。然而,很快,政治敏感的张之洞就觉察出一些异样。

一个月后,各省督抚接到朝廷谕旨,要求他们上报关于“新政”的建言时,“万勿多言西法”。即使观念传统的张之洞也对此“殊堪骇异”。正月初九,他致电军机大臣鹿传霖:“窃思采用西法,见诸上谕明文。鄙意此后一线生机,或思自强,或图相安,非多改旧章、多仿西法不可。若不言西法,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,有何益处?不惟贫弱,各国看我中国,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,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,日日受制受辱,不成为国矣。”(《张之洞全集》第10册,页8506)其实,张之洞的“骇异”是不必要的,且不说他自己的“西用”尚且以“中体”为前提,作为清廷高层,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更革其“祖宗之法”。正因如此,上谕强调的“西法”主要是对外的姿态,而非对内的行动。张之洞是受慈禧太后器重的清末汉臣,在采用西法问题上,他们之间更像矬子互相比高矮。

然而,张之洞并未体会朝廷的良苦用心,又过了不到一个月,他于二月初五再次致电鹿传霖,已经带有明显的批评意味。他指出:“去腊变法谕旨,海内欢欣鼓舞,咸谓中国从此有不亡之望矣。人心所以鼓舞者,以谕旨中有‘采西法补中法’及‘浑化中外之见’二语也,……”“嗣闻人言,内意不愿多言西法,……不觉废然长叹:‘若果如此,变法二字尚未对题,仍是无用,中国终归澌灭矣!’”(同上书,页8526)军机大臣是清廷处理朝廷日常事务的重要官员,张之洞对于“鹿尚书”的指责,也是对于朝廷和慈禧太后的批评,而且从其语气来看,张之洞似乎是一个不识时务,妄议朝廷的“西化派”或“开放派”,作为封疆大吏,他的立场较之血染菜市口的戊戌人士走得更远。

他在电文中如此申说:“盖‘变法’二字,为环球各国所愿助、天下志士所愿闻者,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,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。”(同上)“……大抵今日环球,各国大势,孤则亡,同则存。故欲救中国残局,惟有变西法一策。……盖必变西法,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西人之心;必变西法,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华人之心;必变西法,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……”反复排比,递进强调,只有“变中国旧法从西法”,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、国际关系、国际地位,才是有利的。更为关键的是这两句:“孔孟之教乃能久存,三皇五帝神明之胄乃能久延。”(同上书,页8526-8527)即使采用了某些西法,祖宗家法变不了,祖宗牌位倒不了,大可放心!

张之洞作为清末的朝廷柱石,不是“坐而言”的学者,而是“起而行”的官员。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署的“江楚三折”,构成了清末变法的中心内容。张之洞在当年六月五日的奏折中指出:“方今环球各国,日新月盛,……究其政体学术,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,经数千人之修改,成效既彰,转相仿效。美洲则采之欧洲,东洋复采之西洋,此如药有经验之方剂,路有熟游之图经,正可相我病证,以为服药之重轻,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,盖无有便于此者。”(《张之洞全集》第2册,页1429)他把西法喻为“经验之方剂”,“熟游之图经”,具有普遍与现成的适用性,他所强调的是“国际惯例”,“国情特殊”却略而不提。

然而,从其采纳西法的奏折来看,无非以下内容,一曰广派游历,二曰练外国操,三曰广军实,四曰修农政,五曰劝工艺,六曰定矿律、路律、商律、交涉刑律,七曰用银元,八曰行印花税,九曰推行邮政,十曰官收洋药,十ー曰多译东西各国书,大要皆以变而不失其正为主。(同上书,页1429-1430)从根本上讲,这些内容也正是新政“上谕”中所指斥的那些“西艺之皮毛”,“而非西政之本源也。”较之清末立宪,“变而不失其正”的东西显然符合张之洞的“中体西用”,然而,这些原则根本无法挽救清廷大厦于既倒。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,延续了200多年的满清王朝轰然倒塌。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亡故于清廷覆灭的前夜(1908年);张之洞则于1909年一命呜乎。也许是时间的巧合,他们几乎与大清王朝同时入殓,他们因此也是满清王朝的殉葬品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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